中国教育谈超越别人是否太早？

当中国教育把改革的目标和榜样锁定于美国时，美国也正在研究如何超越中国。注意，不是学习，而是超越!

今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校创建于1951年10月16日，是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基础，同时调进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复旦”二字由创始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选定，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和同济大学等院校的部分系科，在大夏大学原址上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1959年华东师范大学就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出版社引进了哈佛大学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著作《超越上海——美国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的教育系统》。这本书的出版,直接和4年前上海在PISA(国际学生评价项目)测试中获得世界第一有关。

除了代表中国教育的上海模式，芬兰、日本、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几个在PISA测试中表现突出的国家，也被美国列入研究和学习的对象。

按照美式的观察和分析，上海的教育模式及其利弊各是什么?他者的观察和思考，对于我们正确看待、评价当前自身教育状况和面临的难题，或是一个有益的参照。

上海的教育改革一直在和传统文化做抗争

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被认为是中国教育的沉疴，很长一段时间，上海努力地与传统应试教育做斗争。但到底做得如何?

成绩和问题，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局外人”可能看得更清晰。在《超越上海——美国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的教育系统》一书中，能够讲一口流利普通话且深谙美国教育理念的香港大学（历史悠久——香港大学(港大)于1911年建校，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教研成绩显赫，校内有十名老师先后获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港大长久以来肩负着香港、中国、亚洲及世界各地学术交流枢纽的重任，努力不懈为世……）教育学院教授程介明,对上海本地教育做了一番深入调查。

时下，很多上海学生家长仍为孩子的学业烦恼。程介明的解读是：“对上海本地学生来说，他们有很高的录取比例，但他们的压力依然很大。”

统计显示，上海本地学生接受各种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80%，远远高于全国24%的平均水平，但高升学率对上海学生减负并没有起太大作用。

在挖掘应试和升学压力的根源时，程介明提的最多的是文化传统。首先是中国人的“等级观念”。“他们总是想进入最好的大学，而无论总体的大学录取率有多高”;“父母也都期望他们的孩子能够进入最高等级，任何达不到100分的都是不满意的。”

除了这些必须向美国读者介绍的“大背景”外，这位香港学者对上海一些具体教育改革举措的介绍，更体现了一种典型的西式视角。

为了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上海的教育改革堪称“全面”，包括重新编排课程和教科书、改革课堂教学、重新设计考试。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评价一堂课好坏的标准，和过去截然不同了。

以示范课为例，之前，教师教得很好就是一堂好课，课堂录像时也都是把镜头对准教师。但现在，示范课录像有两个镜头，一个关注教师，一个关注学生。在一堂课上，教师安排多少时间给学生活动，这些活动如何组织，都被用来评价这堂课的好坏。

“这就推翻了教师是绝对权威这样一个古老的正统观念。”程介明继而谈及上海模式对美国的启发，一大要点即是：改革必须要触及文化传统。“中国教育的很多变化，比如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从对‘教’的重视到对‘学’的重视，从关注事实的记忆到强调学习能力，从强调教育的经济需要到个人的需要等等，都是很难用传统来解释的。实际上，很多类似的变化都是在与传统文化做抗争。”

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将决定国民生活质量

有趣的是，尽管程介明的调查是寻找上海PISA取得第一的原因，但他走访多位教育界人士后，几乎所有的受访人都说，他们对上海教育并不满意。

《超越上海》一书主编、美国全国教育和经济研究中心主席马克·塔克的话道出了个中的深层次原因：“当一个国家处于前工业化阶段或者即将步入大工业时代的阵痛期，工人们几乎不需要高级技能，大部分学生也只需掌握一些基础知识就可。但是当它处于先进的后工业经济阶段时，就需要更大比例的劳动者能够掌握各学科的基本思想，他们需要更多的高级知识，要能够娴熟地结合各种不同领域的知识，来解决他们老师从未教过的问题。”

直白地讲，当世界日渐变成“平”的，一个国家之所以要费尽力气投入教育，目的是希望国民能够在将来的世界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有利的竞争位置，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未来，脑力劳动会获得更多的回报，而纯机械式、高重复性的体力劳动则会被机器取代。

因此，教育的国际比较才被美国摆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

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塔克的见解是：“在这个体制中，最好的学生取得的成就是世界一流的，而较差的学生排名也不会比最好的差到哪里去，并且收获这些成果所花的费用远低于那些投入很大的教育体制。”

那么，同时满足质量、公平、效率的最优教育体制，是否有一些共性?这很大程度上是此次美国启动调查研究，试图借鉴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超越的动因。而对上海来说，这个问题同样重要。

塔克看到的一点是，“所有成绩优异的国家都有一套在关键转折点设立门槛的制度”。虽然在国内，传统高考备受诟病，但按照西方学者的看法，在拥有门槛考试体制的国家里，每一位学生都有强烈的动力在学校中拿下困难的课程并努力学习。如果不那样做的话，每一位学生将拿不到通往自己梦想的文凭证书，不管这个梦想是成为一名脑外科医生还是一名汽车修理工。也正因此，考试被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是一种“必须的恶”。

上海模式，为教育“通病”提供方案

《超越上海》中还记录了很多值得上海本地教育者重新关注或思考的问题。

教师素质从来都是重要的。吸引优质人才加入教师队伍，薪金福利系统是研究者感兴趣的话题。有西方学者就关注到，除了免费师范生制度增加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外，“中国的教师薪酬从国际标准来看是很低的，但中国的教师能够通过办补习班获得大量额外的收入”。这符合事实吗?如果是部分事实，那么针对这个评价，上海到底该怎么看、怎么办?

再如，提高薄弱学校的办学水平，也是一个困扰世界很多国家的难题。在芬兰，学校之间的成绩差异是全世界最小的，而上海则通过好学校接管差学校、派遣好学校的员工到差学校从事管理岗位、把差学校的骨干教师送到好学校培训等方法，提高了本地学校的总体办学水平。尽管取得了成绩，但实际上，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离“均衡”仍有距离，消解“择校热”，还有没有更好的破题方法?

在观察上海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程介明抓住了一个很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口号。比如，课堂教育领域的改革，就有“把课堂还给学生”“任何问题都不止一个答案”等鲜明的口号。程介明说，“这些口号是精心设计的，一方面它们能够基本准确地抓住改革的基本精神和意图，另外，它们又非常通俗易懂”。这样，基层老师一听到口号就能大致理解改革的内容和意图，对于那些在落后地区的老师来说，口号尤其重要。

实际上，正如很多参与此次大调查的学者所感觉的那样，每个教育模式的背后，都勾连着一个国家独特的经济和文化。既没有长时间不变的教育体制，也没有可以量化和简单复制的教育模式，而关于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认真把先进国家的做法作为标杆来研究，才能学到关键的方法。

【洞察教育标杆的密码】

芬兰：教师工作时间少，“权力”却大得惊人

在芬兰，教师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基于大学的教师教育项目的选拔要求很高。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相比其他OECD(世界经合组织)国家的学生，芬兰学校的教学时间很短，这意味着，芬兰教师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少于其他国家的同行。例如，在初中，芬兰教师每年大约上课600小时，也就是800堂45分钟的课，相当于一天上4堂课。而美国的中学教师一年要上课1080小时，也就是一天上6节50分钟的课。这里涉及到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在课堂教学以外的时间里，芬兰教师在做什么?

芬兰教师享有的专业自主权，让他们承担了许多在其他国家可能由中央统一安排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事务就是课程与评价。

芬兰的国家课程更多是一个框架而不是路线图，这让教师有很多机会决定如何解释这个框架，选择他们自己的教材和其他课程资料，并设计自己的课堂。在一些学校，课程的开发由教师团队共同完成。而在一些小的学校中，这一工作更多地由每个教师自己完成。

日本：乱哄哄的课堂教出最好的学生

在外国人的想象里，日本课堂大概是安静、肃穆的，学生们全速记着笔记，把老师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去日本小学参观过的客人汇报说，日本课堂里的“噪音”分贝简直比西方课堂更高，学生们在解决问题时经常兴奋地探讨。

学生的投入程度越高，认真投入学习的学生越多，日本老师就越开心。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老师们面对水平相近的二十几个学生也许都感到吃力，而日本老师是怎么让全班三四十个水平参差不齐的学生都投入到学习中去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也是日本教育成功的秘诀，即日本教师不需要用课堂时间来练习或者讲解知识，这些任务可以在家庭作业或补习学校里完成。

通常，当一位日本教师组织课堂的时候，她会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要求所有学生都去思考。一段时间后，她会叫几个学生到黑板上去写，但是并不都是选答得好的同学。有几个人也许写的是正确的答案，有几个可能答得并不对。老师会要求全班同学对黑板上呈现的几种不同思路予以评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发现，有些错误答案的形成原因是非常有趣的。就这样，师生的探究达到对“问题背后的数学”的一种更深入的理解。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比起用死记硬背解题方法的学生，更能用数学来解决实际问题。

加拿大安大略省：设置有限目标是成功的保证

从一开始，安大略省变革理论的中心观点就是，学校很容易被很多问题和争论分神，而这些问题和争论跟提高学生的学习和教育成果几乎没有关系。要让教育系统改革贯穿政府的多个层面并覆盖5000所学校，这要求将有限的目标聚焦成一点，维持工作的连续性。

McGuinty(原安大略省省长)做出了两个指导政府工作的核心承诺：提高小学生的阅读和算术能力以及提高高中的毕业率。他的行政部门也建立雄心勃勃但不是脱离现实的长远预算来保障以下目标：把全省阅读和算术能力测试的通过率从55%提高到75%，把毕业率从68%提高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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